01

我走进咨询室，带着我以为宏大到足够展现我自己有多么与众不同的问题——死亡焦虑。

咨询室只有十来平，但并不逼仄。

室内摆着两张舒适的沙发椅，一张小圆桌放在沙发椅中间靠左的地方，上面摆着一包纸巾。

我不会用上这个的，我在心里想。

柔和的光照下，一位三十左右的女咨询师正站着等候我，通过简历我已经知道她姓周，当看见我进来时她向我打招呼，邀请我坐下。

我坐下，半躺在沙发椅上，这的确是张舒服的椅子，我也许可以在上面睡个好觉，但眼下我正在做咨询，面前坐着的咨询师正关注着我。

“你今天想和我谈些什么呢？

她开口了，问了个咨询室外从没有人问过我的问题。

我想谈些什么呢？我高考是全省1800名，上了个名校，却过了个糟糕透顶的大学生活，现在惶恐着去哪找一份需要我的工作，是这些吗？这些也太蠢了。

当下我脑子里所充斥的念头，无非是死亡、自由、无意义等等这些抽象到我觉得足够有趣，却又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问题。

“那么你最想解决的问题是哪一个呢？”我絮絮叨叨了半天后，她又问道。

说的好像你真能帮我解决似的，我腹诽着，却不自觉地接着诉说下去。

那就死亡吧，年纪轻轻的我怎么会终日想着死亡？我不是要自杀，那根本不在我的选项之内。

我只是被死亡这个概念魇住了，它无时无刻不在向我呐喊，它在呐喊什么？

我向她说着，一直说着，说着无数在我脑海中肆意飞舞的念头。

真奇怪，她怎么一直在听？她为什么不厌烦，一直尝试去澄清我所说的内容？

她的尝试有时真的笨拙让我想笑，可是当我说到累了，她依然还在尝试着，就这样我们结束了第一次咨询。

02

这样的咨询进行了几次，我们所谈的内容变换了许多。谈着谈着，越来越多的内容集中在了我父母身上。

我父亲是个汽车修理工，小学辍学，靠自己的努力学习了汽车修理的手艺，养活了我们一家人。

他个子不高，性子温和，在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总让着我母亲，但是到了家庭做重要决策时他一向说一不二。

我母亲过去是个流水线工人，在我上小学时成了全职的家庭主妇，她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，爱占便宜，爱胡搅蛮缠。

小时候母亲教我做数学题，一道题明明是我做对了，她却一直说是我做错了，并且强迫我承认。

等题目终于搞明白后，她又轻飘飘的一句是我搞错了就结束了，类似这样的事情久而久之我便习惯了。

我的母亲，当她骑着电动车接送我上下学时，我总爱抱着她，捏她肚子上的一圈肉。

有一回，我考试考了96分，我很害怕，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个很低的分数。

坐在她车上时，我鼓起勇气告诉了母亲，并预期着一顿责骂。

但她没有，她一点也没有在意我的成绩，而是说着今天是儿童节，问我今天想吃什么好吃的。

奇怪，我怎么在讲这些？怎么我在哭泣？我从来没有这样悲伤过，泪水涌出我的眼眶，模糊了我的视线，像一层薄雾，隔开了我与咨询师。

我嚎啕大哭，哭了有好几分钟。

等我情绪平复了一些后，咨询师开口了：“你妈妈没有关注你的成绩，而是关心你想要吃什么，这对你来说似乎意味着什么，让你这样伤心。”

我从一边的小桌子上抽了几张纸巾，我还是用上了它。

我思考着，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

也许意味着一直以来我都搞错了一件事，我父母对成绩的关注并不代表他们只爱我的成绩。

意味着，从一开始，我就是很重要的。

我不必是班里的第一名，我不必压榨着自己做别人告诉我有意义的事，我可以堂堂正正地做我爱做的事，即使父母不认同，也不代表他们不会支持我。

我看着眼前的咨询师，她依然认真地看着我，既不因为我的哭泣靠的我更近，也不因为我的贬低离得我更远。

在这场情感风暴中，她像是风暴外的太阳，一直等待着风暴过去，她就只是在这，和我在一起。

我好像从来没有感受过，有个人会一直和我在一起，在令我无比惶恐，几近毁灭体验的情感风暴中，我与这个人的关系依旧能存活下来。

我找到了一份令我满意的工作，投入到了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并结束了咨询。

我知道当我需要的时候，我永远可以再一次回到咨询室中。

我与咨询师的关系，一直在我心中的某个地方，像是高山与海洋间的河水，缓缓流淌。

Spring Evening During the Ice Break，Hugo Simberg，1897

文/广州红树林心理咨询中心 匿名来访者